南京燕子矶公园内，有一块1993年3月由燕子矶公园所立的“想一想，死不得”石碑，碑的正面落款为：陶行知。背面是“陶行知与燕子矶”的介绍文字。这块碑之所以有名气，一是都说它由陶先生撰写，二来因为它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。

出自何人之手

石牌上的六个大字，出自何人之手？自邵仲香回忆文章发表以来，早已经形成了共识，均认为是陶先生题写，但笔者对此一直存疑。赞成此观点的文献分别有，1993年7月出版的《三吴风采》收录的邵仲香《燕子矶头警世牌》；2002年9月出版的《栖霞区志》；2014年10月出版的《枫红栖霞》之《岁月留痕》；2015年12月出版的《万里长江第一矶燕子矶》，收录的艾煊《疾飞的石燕》、陆建华《历史的沧桑和诗意燕子矶遐想》、傅宁军《燕子矶：生命的叩问》、王德安《想一想死不得》、方政《诗意燕子矶》、王志高《读燕矶夕照》；2016年杨松涛《陶行知南京燕子矶头立“救命碑”：“想想死不得”》；2019年第2期《南京史志》刊载的陆晖《“想一想”“死不得”木牌与陶行知无关？》等。

【资料图】

上述所引，均为近二十多年来的资料，都认为是陶先生在创办晓庄师范时期所题写。晓庄师范创办于1927年3月，那么民国时期的文献中，是否可以找到燕子矶“想一想，死不得”的相关记载呢？笔者经多方查阅，果然找到了一些民国时期的资料。

1929年3月《燕子矶头之新鬼》（作者不详）：“附近燕矶小学，有鉴于斯，乃立牌于登矶之孔道，大书‘死不得’三字。”

1929年周念行、徐芳田《新都胜迹考》：“常有人来此投江。该村小学校，为防患未来起见，特竖一木牌，大书‘死不得’三字。”

1929年4月程志政《燕子矶之游》：“该村小学校，为防患未来起见，特竖一木牌，上大书‘死不得’三字。”

这些民国文献载明，燕子矶上最早竖立的为木牌，且不约而同提到了木牌的制作者为“燕矶小学”或者为“该村小学校”。笔者不禁要问，这块木牌的制作者，到底是“燕矶小学”“该村小学校”，还是陶先生呢？

笔者有新的发现

为进一步查证，笔者细读了杨松涛《陶行知南京燕子矶头立“救命碑”：“想想死不得”》一文，杨松涛在文章中提到了民国时，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燕子矶看到这块木牌后，放弃轻生念头的故事。的确如此，陈白尘在《初游燕子矶》中写道：“一九二四年……他回头笑笑，说：‘燕子矶不是好地方，你没看见山上那块木牌子？……’那块劝人猛回头的牌子我是瞥见过。”

那么，问题来了。陈白尘于1924年到燕子矶，看到木牌后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而陶先生则是1927年3月才创办晓庄师范的，两者相差三年。显然，在陶先生创办晓庄师范之前，这块写有“死不得”的木牌，就已经竖立在燕子矶了。根据这些线索，笔者将目光投向了民国文献中所提到的“燕矶小学”“该村小学校”，居然有了意外的收获。

“燕矶小学”“该村小学校”，指的是燕子矶小学。它坐落于燕子矶脚下，前身为创办于清朝末年的慈仁小学，后来更名为“燕子矶小学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三份民国资料，都发表于1929年。继续考察，笔者又有新的发现。在1929年7月9日《申报》上，发现了许士骐的《燕子矶头探胜记》，该文写道：“‘死不得’：燕子矶头，岩石森列……为厌世青年逃逋旅客自绝之所，其中不乏怆凉悲壮之迹，哀感顽艳之情，穷途之泪，抑不知洒尽几许矣。吾友丁子超，长燕子矶小学有年，深虑不幸事之接踵而起也，乃建木牌一方于其上，书‘死不得’三字。厥后改为‘想一想’，附录警句，藉以打破当局者之迷。”

许士骐说的意思是，在燕子矶头，厌世青年会在这里自尽。他的好友丁超，任燕子矶小学校长不少年了，深感这里经常发生一些不幸的事，于是在这里竖立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“死不得”，后来又改“想一想”，并附上了警句，以此来打动轻生的人。

许士骐既是陶先生的好友，也是丁超的好友。他在文章中特意提到了“想一想，死不得”木牌，是由其好友丁超竖立的。丁超，字兆麟，1923年调任北固乡第一初级小学校长，也就是燕子矶小学校长。

挽救了许多生命

众所周知，自1927年3月至1930年，陶先生在晓庄师范也仅仅三年左右的时间。而从本文罗列的这三份民国资料中，并没有陶先生在燕子矶竖“想一想，死不得”木牌的记载。而1930年晓庄师范被查封后，陶先生想在燕子矶竖“想一想，死不得”木牌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

那么，眼下燕子矶头所立的“想一想，死不得，落款陶行知”的石碑是什么时候立的？众所周知，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，“陶行知”三个字，家喻户晓，而陶先生的原名“陶知行”，现在已经很少被人们提起。1934年，陶先生在上海创办了《生活教育》杂志，在杂志创刊号至1934年第1卷第10期杂志上，陶先生都是以“陶知行”名字发表文章的，而到了1934年第1卷第11期，陶先生发表文章时，则用了“陶行知”名字，也就是说，“陶行知”的名字是陶先生在1934年才开始使用的。这一点，也可从各个时期陶先生以“陶知行”名字发表的论著或为别人出版书籍时题签“陶知行”，可以证明。如此看来，现存的燕子矶上“想一想，死不得，落款陶行知”的石碑，最早也只能是1934年陶先生改名为“陶行知”后撰写，而不是在晓庄时期所撰写，因为在晓庄时，陶先生的落款应该是“陶知行”，而不是“陶行知”。此刻，早已离开晓庄师范多年的陶先生，是否再有条件撰写“想一想，死不得”六个字，是不言自明的。至于，旧时燕子矶的另外一块木牌上写的警示标语，即邵仲香《燕子矶头警世牌》提及的文字，则与1929年栖霞乡师学生张麟祥撰写的《秋日旅行记》所记载的文字类似，这极有可能是陶先生的语录。这样的警示语，的确挽救了许多生命，也挽救了许多家庭。张智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