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学人每好标新立异，一则事事欲突过前人，二则总想根本解决。前者难免有意寻隙，后者实为子虚乌有。治学须先因而后创，必须掌握前人已知，才有可能后来居上，而不会无知无畏。同理，读书须为己而不为人。读书少而著述多，为时下学界通病。读书不够，主要表现有二：其一，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，即以过于狭隘的知识做凿空蹈隙的专题，不仅见木不见林，还会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。其二，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。今日出版的加速进行以及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，学人坐拥书城的梦想早已成为普遍的现实。只要放眼读书，可做的题目俯拾皆是，材料史事极大繁复的中国近现代史，更是罕有完全不能下手的问题。家有金山，却沿门托钵，踏破铁鞋得来的珍馐美味，或许不过是珍珠翡翠白玉汤。
以读书为己作为准则，学人应当多读书，不能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
即使按照读书为己的新解，也应读完书再做学问。善读者30岁以后即无书可读，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，如果不会执简御繁，势必终生如牛负重。尤其是清代以来，各类文献大幅度扩增，若是以为读不完而干脆放弃放眼读书的努力，一味窄而偏的结果，很可能误而错。以读书为己作为准则，学人应当多读书，不能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。为写书而翻书，即不为己而但为人，等于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，往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目的，并据此加以权衡取舍，难免看朱成碧的危险。尽管如今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，毕竟没有整体，具体很难把握得当。所谓非碎无以立通，前提还是放眼读书，并非由碎开始。况且放眼读过书才能从常见材料查知真历史，无须竭泽而渔，也能大体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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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讨论历史问题，主要做法有三，即举例、归纳、比较，三者依据大抵相同，均将看起来类似实际上无关（即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，或可能有间接关系而尚未证出）之事强牵硬扯到一起。以此为准，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争鸣，尤其是那些参与广泛的热门议题，有不少是外行说话，而后半期发声的虽是内行，却因为时势而往往用了外行的态度。
治史既要与古人梦游神交，又须与今人心意相通
尽管中国文化一脉相承，经过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，要想二者兼顾，左右逢源，上下贯通，也是难事。历史错综复杂，不可能整齐划一，凡是太过条理井然的叙述，往往以牺牲史事为代价，任意裁剪取舍。而这样的叙述在外行乃至一般同行看来，以为深获吾心，易于引起共鸣。至于曲折繁复的本事再现，反而觉得故作摇曳，不得要领。治学本应好疑，而学人对于自己的知识，却往往深信不疑。以至于看不懂时不是努力学习，而是质疑他人是否说清楚。其所谓清楚，自然是以心中之是为尺度，而非以史事为准绳。
读书应当首先读懂全文本意，不可全当翻检史料。学人下笔时，心中的言说对象往往不止一端。心思越是细密繁复（如陈寅恪），或是故弄玄虚（如好小学的太炎门生），则言说的对象越是复杂，言说的内涵越是丰富。阅读此类文献，能够揣摩到哪一层，实在考验读者。由于学力不足，读书不细，看不懂他人著述，又好妄加揣度，常常曲解人意，不仅故意挑剔，甚至深文周纳。诸如此类的解读，既不符合文本的纸面意思，距离作者心中所想更加离题万里。有时则明明意思显然，却故意混淆抹杀，非但以狗尾续貂为临门一脚，还自诩佛头着粪是满树新花。
当阙疑处不能强说，当藏拙处不可炫能，否则自曝其短，适以露丑
治史每每材料不能完整，而学人因为工具见识不够，时时力有不逮，必须阙疑与藏拙。就客观而论，史料之于本事，无论多么丰富，总是片断，因而总有文献不足征之处，应当留有以待。就主观而论，个人学识再高，总有局限，力所不及，不可勉强出手。不会阙疑和藏拙，势必进退失据。面对今人，或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之感，毕竟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当阙疑处不能强说，当藏拙处不可炫能，否则自曝其短，适以露丑。高论固然不易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说外行话，同样难能。欲达此境界，非经放眼读书不可。时下的成名之士，已非昔日饱读诗书的老师宿儒可比，未经系统读书的训练，又好看似无所不知的激扬文字，虽然博得无数拥趸，却是贻笑大方。知之为知之的古训，应当成为时下读书不富而好放言无忌的闻人免开尊口的信条戒律。
学术讲究自律，学行重在口碑，而口碑因人而异。或者不免口称敬畏，心生轻慢，但重生前的名利，不顾身后的清誉。学界斯文道丧，势必乱象横生。
学问是一辈子，而非一阵子的事，著述不能但求博取时名，罔顾传世
学海无涯，高深莫测，学人治学，唯有高度自律，不可为所欲为。因为学问但凭良知，无法借助其他权力加以有效的制约监督，学人若无自我约束，即无学术可言。正因为治学全靠自律，学人心中的天平，但凡受学术以外的任何因素作用而有所偏倚，便是心术不正，而心术一偏，便已失却治学的资格。如学术评价，或利益牵扯，或学识不够，砝码轻重失衡，天平难免倾斜，无法测量得当，能够不负筛选已经难得。因此，学人必须爱惜羽毛，无心之失尚可改过，有意逾矩不能宽恕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，绝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的自新机会，只能永远退出学界。
学人志向，唯以学问争胜，学问是一辈子，而非一阵子的事，著述不能但求博取时名，罔顾传世。或谓分科治学的时代，所出不过侏儒之学。此说或许反映了部分实情。但即使身陷其中，也应努力超越，不争草头王，不以偏门为时趋，不做诸侯封疆，胸怀天下才是大道正途。如果能够少些权谋的算计，多些学问的冥想，则不仅学界清静几许，没有那么多乌烟瘴气的斯文扫地，有望多出佳作，而且有助于坚守道德底线与社会良知，进而澄清风气，端正人心。
（作者：桑兵，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）
